在太平军初期的时候，军队装备其实是非常落后的，刚起义的时候还是主要以冷兵器为主，包括了非常传统的长矛和大刀等等，火器数量并不多且以简易老旧的土炮、鸟枪、抬枪为主。清方曾对其武器评价道：“军械绝少精良，生铁刀杖，稍用便折”。而等到了太平天国中后期，太平军的武器已经大大领先清军，湘军统帅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贼之火器精于我者百倍之多”。农民出身的太平军是如何完成这种华丽的转变的?
早期的太平军武器呈现出冷热兵器混用，以冷兵器为主的落后局面。
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出身的太平军经济落后，物资和财力不足，只能依靠自制武器或缴获武器，甚至用锄头、镰刀等生产工具作为武器。
而这种情况随着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太平天国自定都天京后，一直推行开放正当的对外贸易，积极争取外援，同时要求各国商贾交纳关税、遵守太平天国各项贸易法令、制度和政策。
凡是到太平天国区域内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必须领取护照，并且只要外商遵守法规，是受到天国保护的。太平天国曾颁布《天王诏旨》要求天朝军民把外国商贾“ 视如兄弟，杀之者定行处死;百官皆应遵从此法，不得宽宥任何人”。
太平天国在商埠和水陆要冲设立关卡，对来往货物征税，税率较轻，而且只缴一次，得到凭证即可沿途通行，不必再纳。
由于方针正确和税制良好，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在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中，出口商品以茶、丝为大宗。
太平天国占领的皖南是盛产茶叶的主要地区之一，外国商人常设法从这里采购茶叶，装运出口。
1860年到1862年，太平军先后攻占苏州、嘉兴、杭州、湖州等地，中国最重要的蚕丝产区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在太平天国治理下，这些地区的蚕丝生产如常，输出国外有增无减。
曾加入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搜集当时中国丝茶出口的统计数字，在其编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编制了一个《中国出口的丝茶表》，这一个表说明了在太平天国时期，丝茶出口总体呈增加的趋势。
湖丝运往上海，须经吴县夹浦关，太平天国在此设卡收税，每天收入可达几千两之多。蚕丝如此，其他商品如茶叶等亦当如此。因此，太平天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据说1861、1862年从丝茶贸易所获收入每年达250万英镑以上”。
定都天京后，由于经济的支撑，“不差钱”的太平军积极购买西方军火，开始了从旧式火器向近代化装备的过渡。
太平天国起义一开始，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纷纷表示“ 中立” ，禁止出卖军火给太平军或清政府。英国驻华公使文翰给英国首相罗塞尔的信中明确表示：
“无论太平天国如何发展，在谨候朝命之间，吾已决定：在任何形式下，左袒中国政府而加以干涉”
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关于在当前中国之冲突中实施中立之通令》，严禁在华臣民向太平军“提供出售或代办任何种类之战争物资、或代为装备船只、或以有意采取之任何其他行动予以援助”。
清政府也屡屡照会列强各国，要求对“擅赴内地或竟私运枪炮火药者，立即押回，交与本国领事查办，货物入官充公”。
但军事斗争对军火的大量需求和巨额商业利润的诱惑力却是任何形式的法令所难以禁止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鉴于前期作战中因装备低劣带来的重大损失，于是着手大力改善太平军武器装备，因而在对外贸易中，“他们最关心的是外国的武器”。
唯利是图的洋商，在外国列强和清政府双重禁止向太平天国输入军火禁令的夹缝中，不断地私贩偷运军火物资到太平天国。
据载，太平天国与外商间第一批大宗军火交易发生于1853 年。当时，上海英商温那治乘轮船到达天京下关，“出其所带枪炮火药以示”，太平军见之惊喜，“遂鼓吹迎夷酋入城，联教通款”。
1858年底，太平天国芜湖守将候裕田曾向航行于长江的英舰巴克舰长恳求“相赠小洋炮壹贰杆，洋粉若干，洋炮火嘴拾余个”。
李秀成于1860 年东取苏、常等地后，由于该地区较天京距上海更近，且与上海间水网密布，众多的河湖港汊极利于军火走私。
由于洋军火的入口贸易，既违反外国列强的“ 中立” 法令，也为清政府所严禁，加上交通不便，运输艰难，所以外国商人索价奇昂，一旦成交，获利甚厚。
在上海十五元或二十元能够买得到的短枪，太平军付给走私者一百元。如此利诱之下，洋商自然趋之若鹜。据英国驻沪领事估计，当时在华各国“安分夷商，恨逆匪踞扰，以致货物滞销，仅十之二;其希图漏税，接济火药粮食渔利者，竟十之八”。
如果说上述太平天国采购西方军火尚是秘密进行的话，那么太平军攻占宁波期间(1861年12月9日-1862年5月10日) 的采购军火活动则具备了半公开的性质。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宁波是太平军占领的唯一出海口岸。
据1862年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与海军司令何伯上将给本国政府的报告：“许多船只为上海区内的洋行载运军械军火给革命军，⋯⋯一年之间，有三千尊口径不同的炮在新加坡成交，⋯⋯香港和通商口岸的洋行公开地做枪炮生意。”
又据特瑞著《上海史》载：“在一只船上获得字据，于1862年4月有一上海洋行供给太平军以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即10947磅，子弹1800发，另炮盖450多万个。”
甚至常胜军首领戈登，暗中也贩卖枪炮。如1863年10月，慕王谭绍光回复戈登的信中曾提到：
“至各人军装炮械，彼此皆知底细，你处图利，我处置办，听从通商，原无禁令。此时你处若有枪炮洋货，仍即照常来此交易。”
太平天国与外国军火贸易之盛、规模之巨可窥一斑。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殖民侵略使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江河日下。
一方面鸦片输入的激增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巨额的军费和战争赔款加重了财政支出的负担。两次鸦片战争财政支出之和超过1 亿两，严重改变了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的财政经济进一步恶化，国库逐渐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并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如1852 年亏银190多万两，1853 年亏银400 多万两。
1862年以前，与太平军正面作战的清军，主要是曾国藩为首的湘军。
曾国藩以地方土绅、帮办团防大臣身份组建湘军，他本人既无疆寄之权，所建湘军非经制兵，亦无部拨额饷，需要靠捐输、厘金、盐税等筹饷。说白了，一个字：缺钱。
并且曾国藩本人也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反洋枪主义者”。1862年，国藩明言还要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
据王闿运著《湘军志·营制篇》记载，湘军1哨下辖8个队，1个队共有12个人，都用一样的兵器，1哨之中，第1、第5队就用抬枪，第2、第4、第6、第8队就用刀矛，第3、第7队用鸟枪。
亲兵不设哨长，分成6队，第1、第3队操炮，这也不是洋炮，是劈山炮，第2、第4、第6队用刀矛，第5队用鸟枪。
蔡锷编纂的《曾胡治兵语录》里记载有曾国藩的话：
“ 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 ”
“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 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 ”
湘军之所以能够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力克太平军，主要原因就是在兵员素质、军纪、和士气上远超过太平军。
1862年3月4日，清廷为了更有力地镇压太平军，正式组建了淮军，集兵权和财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本身就对西式枪炮非常感兴趣，也非常重视西式枪炮的装备。
李鸿章在建立淮军之初就淘汰了老旧的抬枪、劈山炮等旧式武器，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洋枪洋炮(这其中就有恩菲尔德1853等)，还聘用了许多外国人作为教官。这使淮军在1862年后成为清军中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最强的一股势力。
“ 淮军之兴，发轫松沪，浸淫至于畿辅，然其初起由湘军，故营制饱糈皆同，将裨间用楚皖人，独用西洋火器与湘军异 ”
李鸿章率领淮军在上海外围及苏南战场与太平军正面作战，也正是从淮军和太平军交手以后，清军和太平军的武器装备方面开始了大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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